唐朝以道家為先，儒家為次，佛教為末。有人說這就是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來歷，而孔子只能屈居第二，故被反對者稱為“孔老二”，因佛教來自印度，所以中國人至今稱印度人為“阿三”。

　　隋朝末年，社會上廣泛流傳著“天道改，老君子孫治世”、“楊氏將滅，李氏將興”的政治讖語。

　　這些讖語，一方面動搖了隋朝統(tǒng)治，統(tǒng)治者因之下令“盡誅海內(nèi)凡李姓者”，加速了社會的動亂。另一方面，有志之士也利用這一讖語大造政治輿論，蠢蠢欲動。

　　隋大業(yè)十三年(617)，李淵起兵晉陽，道士們積極響應起義軍。樓觀道岐暉大肆宣傳“李氏興，天道改”，稱李淵為“真主”、“真君”，開倉獻糧，支持起義軍。

　　著名道士王遠知在李淵起兵前，自稱奉老君旨意，密傳符命。道士的附稱，實際上是利用老君李姓，附會李淵集團制造皇權神授，以此來號召社會民眾，推翻隋朝腐敗的統(tǒng)治。

　　唐代結束了從東晉南北朝以來胡戎交替侵犯、南北分裂的紛亂局面，創(chuàng)造了欣欣向榮、剛健樂觀的社會局面。伴隨著門戶開放和對外文化交流，波斯的祆教、摩尼教，阿拉伯的伊斯蘭教、景教等紛紛從絲綢之路和海上航道傳入中土，在長安及大城市商埠出現(xiàn)了禮拜寺等宗教活動場所，進行傳教活動。

　　多民族的交往，多種文化思想的交融，多種音樂藝術的交雜，表現(xiàn)了多元文化的形態(tài)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社會政治中也有一種以宗教作為統(tǒng)攝意識的中心目的，將道教與儒學、佛教綜合起來的三教平等互存的形態(tài)。因此，在中國歷史上，這個時期，可以稱為宗教鼎盛時期。

　　李氏唐朝建立后，尊崇老子為“圣祖”。

　　武德初年，唐高祖稱老君顯靈下降羊角山，詔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廟，舉行盛大的崇祀活動;同時，因樓觀道士佐唐有功，賜賞豐厚，并對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、推崇的政策。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，道教在全國各地也迅速地發(fā)展起來。

　　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個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來抑制佛教的發(fā)展。南北朝以來，魏武帝崇道排佛、梁武帝崇道尊佛、周武帝抑道毀佛，都成為社會政治中的大事件，都是政權斗爭的產(chǎn)物。

　　唐高祖和唐太宗雖然尊崇道教，但并不迷信道教，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為其政治統(tǒng)治服務。

　　《舊唐書·太宗紀》曰：“南朝梁氏父子，志尚浮華，惟好釋氏，老子之教，致使國破家亡，足為鑒戒。”

　　武德八年(625)唐高祖提出以中華本土之道教為先，儒教居中，佛教為末的三教序位，認為：道教能經(jīng)邦致理，返樸還淳;教主老子，是唐宗室的先祖，李氏王朝的建立，實賴老君的功德。

　　貞觀二十一年(647)，唐太宗祭祀老子，下詔重申：“老君垂范，義在清虛;釋迦貽則，理存因果。求其教也，汲引之跡殊途;窮其宗也，弘益之風齊致。然則大道之行，肇于邃古，原出無名之始，事高有形之外，邁兩儀而運行，包萬物而亭育，故能經(jīng)邦致理，返樸還淳。”

　　同時，朝廷還封老子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下命朝內(nèi)百官研習《老子》五千文，科舉策試增加《老子》條目，設立宗正寺，掌管道士佛徒。由于政策的優(yōu)惠，出家為道的人數(shù)激增，道館林立，道教在全國很快地發(fā)展起來。

　　然而，佛教徒們也不甘示弱，圍繞著道、佛二教教義優(yōu)劣之爭，華夷先后之爭，老子西去化胡之辯的佛道爭論由此展開。

　　僧法琳等作《辯正論》駁斥道教，道士李仲卿作《十異九迷論》、劉進喜作《顯正論》等反駁佛教。由于唐王室的支持，道教在辯論中取得了勝利。

　　盛唐時期的唐玄宗，在他近半個世紀的統(tǒng)治中，自始至終地崇奉道教。隨著道派的涌現(xiàn)，經(jīng)典的編纂，宮觀的興建，儀軌的修定，道教逐漸成為國教，走向了全面發(fā)展的高峰。

　　唐玄宗在武則天、韋后專政下度過青少年時代，對兩后利用佛教和僧人稱帝專權深惡痛絕。即位后，一改中宗、睿宗舊制，推行崇道抑佛政策。

　　他在天寶改元詔書中聲稱：“朕粵自君臨，載弘道教，崇清靜之化，暢玄元之風，庶乎澤及蒼生。”(《混元圣記》卷八)設置老子在佛儒之首，稱為“萬教之祖”，確定了道教的領導地位。

　　唐玄宗在治國經(jīng)略上，主張“發(fā)揮道教，弘長儒風”，即以道家思想為精神主導，以崇奉道教淳德天下，以儒家綱倫整治社會。

　　唐玄宗一再強調(diào)以道治天下，認為：“人君以道德清靜為教”，“以無為不言為教”，又言：“無為則清靜，故人自化，無為則不擾，故人自富。好靜則得其性，故人自正，無欲則全和，故人自樸。此無事取天下矣。”“侯王若能守道無為，則萬物自化。”

　　所以，唐玄宗認為帝王好清靜之化，施無為之治，“同歸清靜，共守玄默”，那么，為臣者可以保身，兼濟于人，百姓自然返樸歸真，安分守己，樂于家業(yè)，知善而不犯刑。上下合道，天下同心，社會昌盛。這就是唐玄宗以清靜無為之道治理國家的基本思想。

　　在學術思想領域中，唐玄宗竭力推崇《老子》，尊封為《道德真經(jīng)》，視為李氏王朝的“家書”，詔諭天下“士庶家藏一本，勸令習讀，使知指要。”(《詔慶唐觀》)

　　希望“同心同德，化流四裔。……家藏《道德經(jīng)》，冀德立而風靡，道存而日用，則朕之陳祖業(yè)，尚家書，出門同人，無愧于天下矣。”(《再詔下太上老君觀》)

　　玄宗還親手注釋《道德真經(jīng)》，頒于全國，命令設立崇玄館，招收生徒，研習《老子》以及《莊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，命貢舉加試諸策，以明經(jīng)例保舉后，可獲得崇玄博士稱號。

　　天寶二年(743)，唐玄宗加封老子為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。八年又封為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。十三年又進封為“大圣祖高上金闕玄元天皇大帝”。并在全國范圍內(nèi)增建老子廟，兩京改稱太清宮、太微宮，毫州老子廟亦稱太清宮，天下諸州的改稱紫極宮。

　　諸宮皆擬宮闕之制，祭獻太清宮的禮儀與祭獻太廟同。玄宗又命名地鑄老子像，或繪祀老子像。老子不僅是唐王朝的“圣祖”，而且也成了護國、護教神。

　　盛唐時期，涌現(xiàn)了許多道派，有正一派、高玄派、昇玄派、金明派、三皇派、靈寶派、上清派等。

　　各派間俱有嚴格的經(jīng)戒、法箓傳授次序，有不同的齋醮儀式。出現(xiàn)了眾多有名望、有道術的道士，如王遠知、潘師正、司馬承禎、李含光、杜光庭、張萬福、史崇玄、葉藏質(zhì)等。

　　司馬承禎(647～735)，字子微，法號道隱，又自號白云子、天臺白云子、中巖道士、赤城居士。河內(nèi)溫人。出家于嵩山。得潘師正親口傳授《金根上經(jīng)》、三洞秘箓，以及符、箓、辟谷、導引、服餌等道術。研習道教經(jīng)典，成為陶弘景正一法統(tǒng)的三傳弟子。

　　景云二年(711)，司馬承禎奉旨入宮，睿宗問其陰陽數(shù)術和修身治國的大事，司馬承禎以老莊哲學、道教思想的“順物自然”、“淡漠無為”為宗旨，向睿宗說教，深受睿宗的贊許。

　　玄宗時，司馬承禎被多次召見，并向皇帝親授法箓和上清經(jīng)法。司馬承禎認為五岳山川祭祀的神祠，都是山林之神，上書請別立齋祠，玄宗聽從其言，令在五岳名山重建真君祠，祠內(nèi)諸神形像、冠冕、章服、佐從神仙、殿宇設計，以及祠內(nèi)的各項制度，皆由司馬承禎按道教經(jīng)典推意創(chuàng)造。

　　由皇帝親自許令道士在五岳重鎮(zhèn)按道教傳統(tǒng)建立齋祠，主持祭典，這在道教發(fā)展史上是少有的。從道教方面來看，創(chuàng)立道教齋祠，主管五岳祭祀，是由司馬承禎首開先例，從此，道教得以參加國家重要祭典活動，并與儒教祭祀山川的禮式抗衡，擴大了社會影響力。

　　隨著道教宮觀的建立和發(fā)展，道教科范儀式的完善，道教更加成為統(tǒng)治階級的御用工具。

　　司馬承禎宗教理論思想主述于老莊哲學，兼受儒教的影響。同時，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況下，也兼受佛教哲學的理論影響。在多重影響下，司馬承禎宣揚清靜無為、主靜去欲、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煉思想方法，秉承道家哲學的宗旨，提出“坐忘”的論點。

　　坐謂本心不起，本心不被外念惹動。內(nèi)不接物，外不逐物，攝澄一切煩惱、物欲，忘乎一切內(nèi)外事物，達到這樣極其虛靜的程度，便能合“道”大通，在道教修煉上，則謂之“得道”了。

　　宋葉夢得《玉澗雜書》曰：“道釋二氏，本相矛盾。子微之學，乃全本于釋氏。大抵以戒、定、慧為宗。”張右史曰：“是道也，智者得之為止觀，司馬子微得之而為坐忘，皆一道也。”

　　這樣一種摒棄一切感覺和思維活動，強抑制性的自我反省、自我控制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修煉過程，乃是由“漸悟”以至“頓悟”的修煉。這種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學思想，同時又兼取佛教宗旨，與佛教的止觀、禪定方法相類似。

　　司馬承禎“收心”、“坐忘”的修煉思想，對后世哲學思想的發(fā)展，有一定的影響。宋代理學家程顥所宣傳的“定性”，即使人保持心理狀態(tài)的平靜，既不是全不應物，也不是應物而不返;周敦頤《太極圖說》中“無欲故靜”的去欲主靜說等，與唐代道家、道教哲學思想均有師承關系。

　　唐帝國在宣宗大中(847～859)年間曾一度“中興”，之后，國勢便江河日下。唐武宗、唐僖宗好長生術，耽溺于金丹方術之中，迷信神鬼，崇道滅佛。黃巢起義后，帝室避難入蜀，仍重開道場，扶持道教，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風氣。

　　道教在四川的復興，直接影響了江西、南唐地區(qū)的道教活動，促使了北宋真宗、徽宗的崇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