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個習慣于用高度敵情和戰(zhàn)斗觀念來看待個人意見和言論的國家里（這樣的國家總是不能容忍言論自由的），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把不同意見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種不可調(diào)和的沖突或敵我對立，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識的一種常態(tài)和過程。對言論之間的不同，他們習慣于因異而仇，并且“仇必仇到底”，拒絕“仇比和而解”。這種情況在口誅筆伐式的大批判、大辯論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，也是“雄辯癥”和“厚皮邏輯”的病根所在。

　　雄辯癥和厚皮邏輯如今也并沒有消失，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繼續(xù)蔓延，連當教授的也難以幸免。孔慶東在《第一視頻》中便有此雄辯：“誰說朝鮮人民正在挨餓了？我剛剛從朝鮮回來，朝鮮人民沒有挨餓啊。朝鮮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們，但是并沒有挨餓啊，朝鮮人民生活水平相當于咱們90年代初期，你90年代初期挨餓了嗎？你80年代的時候挨餓了嗎？我任何時代都沒有挨過餓，我從小長到這么大都沒有挨餓，而且也沒有看到周圍一個人挨過餓。從60年代到現(xiàn)在，中國人民吃得好好的，紅光滿面的，你看我身體，那塊兒像挨過餓的樣子？”

　　一般網(wǎng)民的此類雄辯更是隨處可見：“‘文革’武斗殺了太多人？怎么你沒死??？怎不說你們美國干爹殺了多少印第安人？”“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？你家里死了幾口人？你爹媽又怎樣生下你的？”這樣的雄辯在網(wǎng)絡上“五毛”與“美狗”之間的對決和對罵中每天都在發(fā)生，已經(jīng)成為一種流行的惡疾。

　　“雄辯癥”（包括它的厚皮邏輯）為什么是一種公共話語的惡疾呢？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？英國哲學家洛克（JohnLocke）在《教育片論》中談到了這些問題和與兒童說理教育的關系。

　　首先，雄辯癥混淆了說理和辯論的目的。它錯誤地認為雄辯不是為了明理，而只是為了在口角中爭勝。洛克說：真正的說理用途和目的“在于獲得關于事物的正確觀念，對事物作出正確判斷，區(qū)分出真與假，是與非，并依此行動。那么，切不可讓您的兒子在爭辯的技術(shù)和形式中長大，……不可讓他羨慕別人爭辯。除非您真不想他成為一個能干的人，而是成為一名無足輕重的口角者，在與人爭辯中固執(zhí)己見，以駁倒他人為榮，更有甚者，就是懷疑一切，認為在爭辯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類的東西，找到的只能是勝利”。

　　其次，雄辯癥使人思想阻滯，變得看不到也不愿服從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論據(jù)。“不管別人已經(jīng)給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滿意的答復，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語言，他便繼續(xù)與人爭辯，一方面挑起口角，另一方面一定要爭出個高下來”。爭論的一方患有雄辯癥就已經(jīng)非常糟糕，要是雙方都患有此癥，爭論便成為一場必須戰(zhàn)斗到底、消滅對方的口舌肉搏戰(zhàn)。

　　再者，雄辯癥的結(jié)果是越善辯越不文明，善辯成為一種對別人進行刁難和傷害的手段，成為“最不真誠、最不適當?shù)男袨?rdquo;。你說“文革”武斗，他就硬說你有“美國干爹”，你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，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媽也捎帶進去。雄辯癥的不文明在于它的爭辯總是對人不對事，而不是對事不對人，而且對人的態(tài)度還特別惡劣，尖酸刻薄，充滿了敵意。

　　不少人從小在大批判、大辯論中學會了胡攪蠻纏、強詞奪理、言辭囂張，長大成人后，他們?nèi)匀灰詾檗q論就該是這個樣子，渾然不知這種形同潑皮的厚皮糾纏根本就不是有教養(yǎng)的說理邏輯。洛克認為，對于兒童的教育來說，專門學習辯論并沒有好處，他建議將與說理有關的“修辭和邏輯這兩門學科，按照通常的辦法，隨著文法來學習便可”。這是因為，“真理是需要經(jīng)由成熟的、適宜的思考才能發(fā)現(xiàn)，并獲得支持，而不是經(jīng)過人為的激烈措詞和辯論的方法就能得到的”。文法讓人學會如何把成熟的、適宜的思考結(jié)果清楚地表達出來，而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辭和邏輯的地方。